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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剛開學，北京某重點高校三年級博士生吳剛有些猶豫是不是該把手機關掉——他害怕接到“老板”(博士生導師——記者注)的電話，又擔心因此斷了與一些工作單位的聯系。

對于吳剛而言，每次短暫的休假返校，就意味著“老板”又將有新的任務分配了。大到國家級課題的立項和實驗，小到給專家配送水果，讀博士幾年來，吳剛沒少給老板跑腿，其中很多都是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毫無關系的事情。

畢業在即，吳剛希望能趕緊寫幾篇有分量的論文好找工作，而畢業論文也該抓緊了，這直接關系到是否會被延期畢業。

與吳剛有著類似煩惱的在讀博士生不在少數。

華中科技大學教科院周光禮教授在對國內博士的調查中，甚至發現更加荒誕的個案，“因為害怕導師雜七雜八的任務，有博士在自己的手機設置中，甚至把導師的電話號碼列進黑名單，老師找他時打電話始終打不通。”

近日，周光禮教授團隊的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在武漢出爐。這是國內迄今首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質量的調查報告。

這份調查回收到有效問卷1392份，調查對象涉及全國多所高校在讀博士生、博士生導師、博士培養單位負責人和已畢業博士生。

在為期一年的調查中，周光禮教授聽到了博士生們無數的抱怨，師生關系在畸變中暗火重重。

專家由此呼吁：“需要對博士的培養制度進行再設計。”

廉價的高級勞動力

趙普博士今年剛從武漢一所理工科高校畢業。由于當初在本校讀博，博士班還沒開學趙普就已經給“老板”幫忙了，博三開始，他甚至要帶著導師門下的學弟學妹一起開工。

幾年來，趙普留心觀察，發現不少導師都會經常在外邊接項目，如果接到一個大的研發項目，就把項目分解給門下的博士，每個博士帶領老板門下的一些研究生形成一個小團隊，最后導師會根據項目的情況給學生分錢。

“偏工科專業的博士生基本都有過為‘老板’干私活的經歷，導師用的順手的還要‘被延期畢業’。”趙普至今還在為自己的“順利逃離”暗自慶幸。

趙普的感覺在《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得到印證。據該書披露，“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的橫向課題100%由學生完成。”事實上，就高層次科學研究而言，涉及原理和基礎性突破的縱向課題才是博士培養階段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跟我參加工作有啥區別啊?讀博還在做很多橫向的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一位受訪的博士認為現在的師生關系已經異化為一種赤裸裸的“雇傭關系”，學術水平根本就難以提高。

該書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全國指導博士研究生在20人以上的導師不在少數，指導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導師手頭有110多位博士生，“很多博導連學生的論文看都不看，純粹就是老板，喊老板就是一個極其貶義的詞。”

一個揶揄的細節是，同樣源自這份調查，大部分博導從自身精力和培養規律的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則是自己適合指導的學生(博士生)不應該超過6名。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這樣描述10年來的轉變：師生間促膝暢談、齊頭攻堅的情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生對導師的勞動力輸出，學生幫老師整理事務性文件，清理雜物，甚至做家務。

名師門下的“冷宮”

就像一座圍城，趙普一直在努力突出打雜的重圍，二年級博士生張平則伸長了脖子想看看里面的風景，“雖然打雜工對于科研意義不大，但畢竟跟專業有所接觸吧。”

兩年多前，張平費盡周折，一往情深地投身于一位全國知名學者門下，沒想到換來的卻是孤獨與凄涼，老板門下學生站在一起都是一個加強排，最要命的是，“老板還是個空中飛人，長期見不著面，對于幾年的課題安排也根本不聞不問。”

雖然學校配了副導師，可這位年輕的老師自己也正為職稱攢書忙碌，偶爾請教一下，張平都怕打攪他。

讀博期間，張平過著圖書館、食堂、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更多的時候，心情煩躁地玩著游戲，“感覺就像在冷宮里一樣，虛度著青春年華”。

一位博士在受訪中反復提到一個詞——“孤獨”，“做一個東西沒有人和你討論，有時候覺得做得很孤獨，你出了問題就很難解決它，老是在上面打轉。但是導師一般都很忙，很難碰到他。”

科研道路上，這位博士最大的感受就是形單影只，“有一種很大的孤獨和疏離感”。

周光禮教授團隊在調查中驚奇地發現，作為博士生培養的主要形式，導師和學生的交流嚴重不足：近13%的博士生每月與導師交流不到1次，每月交流5次以上的不到5%，還有3%的博士生反映從未與導師交流過，有人甚至從入學到畢業沒有見過導師一面。

博士生教育代表了一個國家教育培養的最高水平。要么打雜工，要么進冷宮，這一最高層次的學歷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社會實踐檢驗的天平顯得客觀而冷峻：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10年來整體上沒有進步，“甚至還有下降趨勢”。在對新進博士創新能力的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占68%。

定位之惑

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我國在讀博士生人數也由1999年的5.4萬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萬人，10年間增加了3.56倍。

在博導增長人數跟不上博士生擴招速度的背景下，傳統的導師制已經不能適應大批量的博士培養，我國開始了從導師制到老板制的轉變。

周光禮分析，越來越凸顯的博士培養質量爭議的背后，是現在我國的“博導制”既不同于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模式。

導師制源自德國，就是師傅帶徒弟，它是言傳身教的絕對精英教育，在學生規模很小的情況下，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培養精英的模式，“幾乎可以看成養金娃娃”。

老板制由美國開創，也就是首席科學家負責制，在一個團隊里面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及輔助研究人員。負責教授用從國家拿到的經費來支付團隊成員的開支。這是一種現代化大生產模式。

導師制的特點是：導師在博士的招生中權力很大，他說要誰就要誰，但是他的責任也特別大，因為招的人很少，學生帶得好壞和自己的聲譽是直接掛鉤的，這種情況下導師的責權是統一的。

老板制是科研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雇傭關系”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它把育人、培養人才排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為規模很大，在招生的時候導師沒有權力，采用的是程序控制，由一個委員會說了算，經過全面考核決定申請者是否成為博士;同時，專門委員會通過多次階段考核來把關博士生質量。

一個突出的對比是，國內博士生基本都能順利畢業，而周光禮教授在美國多所全球排名前30位的學校考察發現，“博士淘汰率高的可達30%到40%。”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混合，一方面導師在博士招生、培養中權力很大，另一方面他不承擔責任，產權不明晰，責權不統一。”周光禮教授發出呼吁，“這是兩種體制轉換之間出現的問題，需要對博士的培養制度進行再設計。”

“提高博士質量關鍵在導師，難點也在導師”

為期一年的調查中，一個故事讓周光禮教授記憶猶新。

有一次，周光禮和一個博士生座談，問他所在的學科國內的最前沿在哪里，這位博士的回答讓人大跌眼鏡。

“他說不知道，國際的前沿也不知道，我問他：導師沒有告訴你嗎?他說導師也不知道。”回憶起這一幕，周光禮教授不覺提高了嗓門，連連搖頭。

在周光禮教授看來，博士的研究處于已知和未知交叉的地帶，如果不知道最前沿，那么就不知道往哪個方向用力，現在許多博士是拿著一把槍，不知往哪里打，最終的結果是，“學生的青春年華就在漫無目標中一槍打在了毫無意義的課題上了。”

周光禮教授對同校機械學院李柱教授關于博士生培養的一個觀點非常推崇。在李柱教授看來，導師的作用是“指點、激勵、鋪路”，“沒有導師的導，學生絕對不會很好地發展。”

在學校里，以培養博士“厲害”著稱的李柱教授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橫向課題決不能作為博士生的選題，他總是強調導師要引導博士生做“頂天立地”的學問。頂天就是做學問做得特別高，做學科最前沿的東西;立地就是腳踏實地，瞄準國家的重大戰略需求，比如三峽工程，能夠把工程中的關鍵技術突破。

讓人遺憾的是，“現實中博士生的課題往往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為此建議，建立對導師的考核制度，取消導師終身制。

扭曲的教育體制，必然衍生出畸形的師生關系。書中對這些積弊的批評一針見血：“導師指導的責任心和能力沒有反饋渠道，博導指導學生質量的高低并不影響他們的利益，不合格的導師沒有下崗壓力，這些都導致了導師干好干壞一個樣，放羊式培養大行其道。”

周光禮的調查中也有一個好消息，控制每個導師帶的博士生數量的試點正在展開。

清華大學專門出臺規定，為了保證教師與學生有盡可能多的時間交流，每個導師每年只能招0.8個博士，一年一個，四年空一回。(記者 雷宇 實習生 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