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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12日晚間公布。專設機構統籌改革，首提國家治理現代化，首次強調市場決定性作用……因釋放諸多改革信號，這份約5000字的文件備受關注。

首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公報中這一對中國改革提綱挈領式的表述，引發熱議。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指出，這是中共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新提法應是此次全會公報最為突出的亮點。他說，這涉及到制度體系現代化和治國能力現代化兩個方面。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耀桐也表示，這次全會公報一個很新的亮點和突破就是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公報中近10處提到“治理”一詞。

“過去我們講國家和社會、人民的關系，最早說的是國家統治，后來講國家管理，現在確立為國家治理。治理和統治、管理肯定是有區別的，而且是比較大的區別。”許耀桐說。

在許耀桐看來，一方面，治理強調的是多主體，國家管理者是主體，人民也是。另一方面，治理還關涉渠道，過去多是單向的，從上到下，而治理既有從上到下，也有從下到上，甚至可以從中間向上、向下延伸鋪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指出，治理涉及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并確認三者關系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中國改革需在這三者之間建立整體和諧、相互促進的聯合機制，以期獲得1+1+1>3的結果。在他看來，這一新提法的研究和落實空間都很大。

“治理現代化就是要更加科學、民主，同時也要更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在許耀桐看來，現代化包含向科學、民主、制度更好的轉化、移動。

專設機構統籌改革 彰顯中央改革決心

全會公報提到，“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可以說，這是新時期中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牽頭人"。”對于各界抱以期待的這一新設機構，張希賢如是解讀。

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兼總編謝春濤教授指出，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改革的高度重視，也表明了中央的改革決心。

“這輪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是空前的。以前統籌各方面的改革主要由國家發改委承擔，作為國務院一個職能機構，它在制定發展戰略、進行宏觀管理上發揮了重大作用。”謝春濤說，但由于改革復雜性和緊迫性，以及加強各項改革統籌協調的必要性，國家發改委在一些方面受到局限。

在謝春濤看來，相對而言，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更具權威性，能夠保證改革的設計、協調、推進和監督每一個環節的落實，有助于確保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分析認為，把“深水區”的改革向前推進需具有權威性、全局性和戰略性的領導機構進行掌握，因此該領導小組將對改革議題進行整體設定和統籌安排，在頂層設計上把握改革的方向和力度。

“如何推進改革，這需要領導小組既要立足中國實際，同時又要富有遠見卓識。” 張希賢進一步指出，領導小組只能提出宏觀設計和措施，要取得改革實效，還需要全社會的協同推進，因為長期形成的體制弊端，并非一個改革領導小組就能輕易破除。

首提市場“決定性作用” 市場化改革料將深入

全會公報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記者梳理發現，這已是公報第二處提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這份公報中，共有三處這樣的提法。

在第一處表述中，公報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的提法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報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分析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一新提法，比過去進了一步，顯示市場化改革將進一步深入。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說明市場化將成為新一輪改革的基調。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指出，從“基礎性”到“決定性”，說明“市場之手”與“政府之手”的作用主次分明，這體現出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堅決態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指出，如果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最重要的還是要規范政府的職能，不該管的堅決不管，該管的要堅定不移的管好、管出水平。

事實上，中國新一屆政府組成后，就把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作為開門的第一件大事，既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又作為宏觀調控的“當頭炮”，目前已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等事項。

“政府和市場的合理職能界定，兩個方面更好地分工和配合，這是使經濟社會發展效率不斷提高、發展的代價不斷減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張立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