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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應當“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大致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估計至少要lO年，多則15年或20年)，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就可以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一舉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

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經驗的積累，對于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中共中央的認識發生了變化。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我們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劉少奇、周恩來等也都論述過“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設想。這種認識上的改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徹底完成，國內的階級關系和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52年6月，毛澤東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這說明，明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已經成為必要的了。

另一方面，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初步發展，中國社會的經濟成分(即生產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這集中地表現在公私比例的變化上。以工業為例，1949年到1952年，國營經濟從33.9%上升到50%，私營經濟從62.7%下降到42%。這種變化，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一天一天加強。這說明，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

正是從以上兩個方面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出發，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了完整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對這條總路線的內容有過一種通俗的解釋：“好比一只鳥，它要有一個主體，這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它又要有一雙翅膀，這就是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說，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而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和條件

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以后，之所以要著力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因為具備了以下條件：

第一，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建立后，與私營工業相比，國營工業規模大，技術設備先進，不僅有輕工業，而且有重工業。在勞動生產率等方面，國營企業也優于私營企業。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后，國家掌握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搞建設。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大型工業建設項目，基本上是由國營經濟來承擔的。工業建設的發展，首先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發展和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的增加。這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因素。

第二，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起飛的基礎。中國的民族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工業資本只占1／5。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主要是輕紡工業和食品工業，缺少重工業的基礎。這些工業企業，大多規模小，技術設備落后，勞動生產率很低，資金不足，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依靠國家和國營經濟幫助解決困難、發展生產的過程中，逐步被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生產發展本身的需要。在帝國主義對華封鎖的情況下，民族資本向外發展的渠道被阻斷，加重了它對國家和國營經濟的依賴性。資本主義經濟與政府、國營經濟和社會的矛盾及其發展，特別是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運動，更使人們開始認識到，資本主義工商業需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1950年以后，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就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初步的經驗。

第三，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土地改革以后，農業生產擺脫了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但是其發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為個體農戶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畝，經營規模十分狹小；生產工具嚴重不足，貧雇農每戶平均僅占有耕畜0.47頭，犁0.41部；資金十分短缺，一般農戶一年用于買生產工具的支出僅為6.5元。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要興修農田水利設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農具以至機器來進行耕作、播種、收獲，實行分工制度來發展多種經營等，都有很大的困難，更缺少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許多農戶不僅無力進行擴大再生產，就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

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開展，城市和工礦區人口迅速增加，要求盡快增產糧食，使國家能掌握足夠的供應城市、工礦區的商品糧。同時，還要提供更多的農產品原料，以滿足輕工業發展的需要。通過實行農業合作化來增產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民生活和工業發展的需要，這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土改以后，許多地區的農民從發展生產的需要出發，已經在探索組織起來的各種途徑，開始有了實行互助合作的實踐。這也為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初步的經驗。

第四，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后，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外交上和軍事上的嚴密封鎖和遏制。中國不但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大國得到什么援助，而且連進行普通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當時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獨立而斗爭的國家同情中國。只有蘇聯能夠援助中國。

三、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

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方面要求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務，另一方面又要求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利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

1953年新中國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編制1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一五計劃的編制，歷時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確定下來。1955年7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微博]二次會議通過了這個計劃。

“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156項工程為中心的“一五”計劃的建設；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計劃規定，5年內國家用于建設的投資總額為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一五”期間，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著重建設了一大批基礎性的重點工程，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的堅實基礎。鞍山、包頭、武漢三大鋼鐵基地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到1956年，中國在工業建設上接連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許多項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產載重汽車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投產，第一座制造機床的沈陽機床廠建成投產，第一座大批量生產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建成投產，第一座制造飛機的沈陽飛機制造廠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通車，從此鐵路貫通中國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車，溝通了西藏和內地的聯系。限額以上的項目，平均每天都有一個項目開工或竣工。這些建設成就，極大地加強和壯大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力量，為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社會主義改造是圍繞著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黨和政府采取的實際步驟總是力求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以便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沒有引起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經濟破壞，而且使生產逐年增加。它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的推動力量。1956年我國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任務。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一五”計劃實施前的679億元，躍升到1957年的1 068億元。財政收入從1952年的183.7億元增長到1957年的310.2億元。這一期間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四、農業、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

(一)農業合作化任務的提出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農村的生產迅速發展了，農民的生活也有了明顯的改善；另一方面，許多農民尤其是貧農、下中農由于缺少農具、耕畜和資金，生產經營上的困難仍然比較大，而且由于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農村中的貧富分化也開始了。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決定，不待農民在土改中激發出來的政治熱情冷卻，不待農村發生劇烈的貧富兩極分化，就采取積極領導的方針，教育、推動和幫助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草案指出，中國農民在土改基礎上所發揚起來的生產積極性，集中地表現在兩種積極性上，即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黨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

1953年國家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統購統銷)，基本取消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自由市場，限制農村的商業投機；大力發展供銷合作，削弱城市資本主義和農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聯系；大力發展信用合作，縮小農村中高利貸活動的地盤。這樣，既保證了人民對糧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為全面推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方針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總結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概括提出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幾種過渡性經濟組織形式。第一是互助組，這具有社會主義的萌芽。第二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農具私有的基礎上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有較多的公共財產，實行土地分紅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這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三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土地及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采取這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是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一項重要的創造。由此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點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是，在中國的條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時將“組織起來”作為農村工作的一件大事來抓；充分利用和發揮土改后農民的兩種生產積極性，通過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組織形式，實行積極發展、穩步前進、逐步過渡的方針；農業互助合作的發展，要堅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發展一批，鞏固一批；要始終把是否增產作為衡量合作社是否辦好的標準；要把社會改造同技術改造相結合。在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后，國家應努力用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發展農業經濟。

(三)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和基本完成

在黨的上述方針的指引下，農村的互助合作積極、穩步地向前推進。到1954年底，互助組從1951年底的400多萬個發展到近1000萬個；初級社從1951年底的300多個增加到1953年的1.4萬個，1954年秋為10萬個，1954年底猛增到48萬個。參加互助合作的農戶，從1951年底的2 100萬戶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萬戶，在全國農戶總數中的比重從19.2%增加到60.3%。當時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產增收。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報告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基本經驗作了比較全面的總結，闡明了農業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針、基本政策，并對農業合作化同機械化、社會改革同技術改革的關系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是一篇指導農業合作化的重要文獻。

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運動加速發展，出現了農業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達到87.8%。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期間，從1953年到1956年，農業生產力不斷發展，全國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農民安居樂業，生產有所發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國農村完成了從幾千年的分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歷史性轉變。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

在推進手工業合作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手工業合作化的組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步驟是從供銷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生產改造。到1956年底，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已占全體手工業人員的91.7%。手工業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贖買政策的實施

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并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具有兩面性。他們既有剝削工人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采取這樣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時期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增加產品供應、擴大商品流通、維持工人就業、為國家提供稅收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又有利于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并減少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阻力。

1953年春，李維漢率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調查組在武漢、南京、上海等地調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改組和改造的經驗，提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利用和限制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隨后，中央確定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它有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區別。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公私合營。

新中國成立初期，著重發展的是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1954年1月，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起來。開始時，主要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企業利潤采取“四馬分肥”的辦法，即分為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股金紅利四個部分。企業收益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資本家所得不足l／4。這種企業已經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1955年，合營工業的產值占到全部私營工業產值(包括已合營的在內)的49.6%。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業先后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這時，國家對資本家原有的生產資料進行清理估價，以核實私股股額；在合營期間，每年發給資本家5%的股息，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這些企業基本上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除資本家領取定息外，同國營企業已經沒有原則的區別。

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圍內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到這年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的99%，私營商業戶的82.2%，都走上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道路。

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設想。十月革命后，列寧打算在俄國對“文明的資本家”采取這種做法，但俄國資產階級不接受。中國共產黨把這種設想付諸實施并取得了成功。

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意味著國家對資本家采取和平贖買的政策。“我們對于資產階級，第一是用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有償地而不是無償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變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們的同時，給予他們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并且對于他們中間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改造而在這個改造事業中有所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以恰當的政治安排。在資產階級沒有別的出路的條件下，這是他們能夠接受的方案。”

六、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全面確立及其意義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這表明我國已經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得到了全面的確立。

到1956年，各種經濟成分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32.2%，合作社經濟53.4%，公私合營經濟7.3%，個體經濟7.1%，資本主義經濟接近于零。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基本上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合計為92.9%，占到了國民收入的絕大多數。中國繼建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標志。

社會主義改造是在生產關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場偉大的變革，它對生產力的發展直接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即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益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

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只用了7年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由于進展急促，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工商業的改造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由于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有急于求成的缺點；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只有輕微剝削的小業主本來是應當引導他們走合作化道路的，卻把他們與資本家一起帶進了合營企業；對于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同時，在對公有制實現形式的認識上和對計劃經濟的理解上也有局限性。盡管如此，從根本上說，對于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符合客觀需要的，完成這些改造是一件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情。

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為中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這就使社會生產力從舊的生產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取得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好的現代化發展速度鋪平了道路。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改造盡管存在某些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實現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強調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