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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已經90歲高齡，周駿的大腦依然靈活如初。

比如，2017年前8個月，他買股票賺了40萬元，投資收益率為25%。

周駿笑言：“我喜歡用貼近實際的方式來研究資本市場。”

除了看看股市，他還喜歡去附近的市場遛彎。購買生活用品之余，他還會順便看看商品的價格信息。他說，物價是經濟的風向標，及時關注市場的變化，也是感受經濟運行的一種土方法。

帶著這種實實在在做學問的精神，他數十年如一日，潛心金融理論研究，繼而將馬克思貨幣金融理論中國化，為我國金融領域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不朽功勛。

“活學活用”

“人一輩子啊，一直一帆風順或者一直倒霉，這都是罕見的。人生就像股市一樣，有‘牛市’也會有‘熊市’，得意不要忘形，失意不要喪志。”談及少年時代，老教授的聲音里盡是過盡千帆般的淡然。

周駿出身于小工商業主和地主家庭，但不幸生于亂世，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斷斷續續地完成初中學業。

即便如此，古文典籍里“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周駿腦中播下了種子，軍閥紛擾、山河破碎的殘酷現實更是激起他的拳拳報國之心。

“人活著，就要為國家和社會做點事情!”少年周駿立下志愿。

解放戰爭期間，20歲的周駿愈發感覺到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個人又找不到出路。此時，恰逢中共中央中原局創辦的中原大學南下武漢，他便進入中原大學學習并留校任教。1951年，他又被學校選派到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深造。

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始正式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周駿很快展現出濃厚的興趣。“那時我不過星期天，不游山玩水，就是讀書。讀來讀去，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感情。當時我定下學習目標，不僅要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文字意義，還要了解其歷史條件、基本觀點是否適合我國情況。”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理論，讓周駿特別服膺：“新中國一窮二白，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馬克思沒有任何論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工農，理論聯系實際，這些都沒有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時，周駿領悟到了“活學活用”的道理，他樹立了兩點基本思想：一是為工農服務，二是理論聯系實際。這也奠定了他一生從事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中國化研究的基礎。

兩年后，周駿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到更名為中南財經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母校，走上了金融專業的三尺講臺，從此開始了他將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中國化的求索征程。

“多下鄉”才能“打通墻”

周駿剛開始任教時，國內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改造完成后，計劃經濟體制隨之確立。這時，一些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按計劃生產，按需要分配，貨幣不再是一般等價形式，而是“勞動券”或“計劃工具”。

然而，貨幣成為“計劃工具”后，新體制帶來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而是商品供應短缺、貨幣供應過多、各種票證泛濫的局面，就連肥皂、火柴等最基本的日用品都要憑票供應……

周駿感到十分疑惑，造成這樣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怎么界定社會主義國家的貨幣性質?

他想到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帶領學生下農村，進工廠，進行實踐調查，到經濟生產的第一線去尋找答案。

每次調研，周駿都嚴格要求自己。有時接待單位會提出給身為教師的周駿單獨安排一間房，周駿都是婉言謝絕。他說：“學生住哪里，我就住哪里，和學生一起打地鋪，挺好。”

在鄉野田間，周駿和學生們搜集了大量數據。1958年，在他的推動下，中南財經學院開辦了“實驗銀行”，多數業務崗位均由學生擔任。這種模式開創了金融教學的新方式，也激發了周駿對新中國貨幣理論更深入的思考。

經過長久的實踐和思考，1964年，周駿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本質問題探討》一文，文章通過大量調查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仍是商品的一般等價形式。

根據實踐調查，周駿還發現貨幣貯藏對貨幣供應總量的影響，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貨幣貯藏與貨幣流通》一文，提出國家貨幣供應總量除了考慮流通因素外，還必須考慮貨幣的貯藏功能。這一觀點在當時理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隨著人們的生活逐步富裕，生產的東西消費有余，這就叫積蓄。如果沒有貨幣，積蓄只是實物，實物的積蓄和保管是非常復雜很不方便的，有了貨幣之后，貨幣就可以積蓄，所以，貨幣就可以成為一個貯藏手段。”周駿說。

從學校到社會，從理論到實踐，似乎只有一墻之隔，周駿認為：“馬克思主義貨幣金融理論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道墻必須打通。”

“二元銀行體制”與“兩只手”

如何把課上好，始終是周駿思考的問題。為了更好了解銀行業務與經濟運行的內在關系，周駿決定，一邊上課，一邊和學生一起去銀行實習。

金融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關乎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為了熟悉銀行監管職能，周駿又到中國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學習，參與業務資料的整理工作。

“培養自然科學家要進實驗室，培養社會科學家要進入社會，不了解社會的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家。”周駿說。

他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這些來源于基層最真切的認識，猶如在寒冬默默等待的種子，終究會在春天迸發驚人的力量。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拉開帷幕，中國歷史迎來了新的時代。隨即，一個窘迫的事實擺在了人們面前：我國金融業發展大大滯后于實體經濟，國家只有一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它的角色就好像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

這時，周駿敏銳地認識到，單一的銀行信用將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必須分離，中央銀行管政策調控，商業銀行搞貨幣經營，存款放款。

于是，周駿向中國人民銀行提出建立“二元銀行體制”、實行多重信用形式的建議，詳細規劃出了八大金融機構類別，這些建議基本上構成了今天中國金融版圖的藍本。

隨著股份制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保險機構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投資規模過熱，貨幣發行量過大，導致通貨膨脹加劇。1988年，物價指數上漲18.5%，創下了新中國成立四十年來的最高紀錄。

一時之間，“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市場自由”的觀點甚囂塵上。

在一片喧囂中，既懂得馬克思貨幣金融理論，又了解西方經濟體系，更熟悉中國國情的周駿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中國決不能全盤照搬西方自由市場理論，市場調節這只‘無形的手’并不是萬能的，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必須參與金融調控。‘兩只手’相互配合，才能有效配置資源，保持經濟穩健運行。”他堅定地強調。

隨后，周駿的代表作《貨幣政策與金融調控》出版，書中對我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貨幣量層次的劃分、影響我國貨幣需求的因素及貨幣量供應模式等內容都作了系統論證與分析，并為國家經濟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

離而不休

進入古稀之年后，周駿的身子骨仍舊十分硬朗，依然奮斗在金融戰線的第一線。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巨大震蕩，給決策層以極大的警示——中國必須盡快研究建立自己的“金融國防線”。

次年6月，70歲的周駿臨危受命，他帶領團隊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問題研究”。

歷經幾個寒暑，項目成果以《中國金融風險的管理與控制》一書對外發布。

從此，中國金融學研究由“資源配置說”向“風險配置說”轉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也終于有了規避風險的“警示牌”。

終于到該退休的時候了，這位離休老人，總笑稱自己是“離而不休”。

“不逛街、不去公園、不打麻將，每天在家都會看報、看電視。看電視主要是看國內國際新聞，研究社會科學要特別注意領導講話透露出來的信息。”周駿說。

此外，周駿幾乎沒有節假日和周末，而是將自己的精力用在做學問上，用在教書育人上。

“人家在玩、在閑聊的時候，你在學習，這就是做學問最基本的方法。”年過八旬，他仍然在堅持學習，堅持研究，堅持給學生做專題講座。

除了教研室主任，周駿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也沒有在金融機構或企業兼過職，工作上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他不但專注，而且專一。對“著名金融學家”這一稱謂，周駿謙虛地說：“不要給我冠以‘著名金融學家’這樣的詞語，我只是一輩子學金融、教金融、研究金融而已。”

勤勤懇懇做事，踏踏實實做人。這既是周駿教授的信仰，也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