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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輔導員胡小溪已經開始了她的寒假生活。不過即使在寒假中她也并不清閑，前幾天學生離校的時候，她給每個學生發了微信，確認他們是否平安到家，沒有到家的繼續跟學生及家長聯系。即使大家都平安到家了，她還是懸著心，生怕有什么“非正常事件”發生。

高校師生關系一直是社會關注的話題，特別是近段時間曝出的北航研究生導師性騷擾學生、西安交大博士生自殺等事件，給師生關系再次蒙上了陰影。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北京師范大學輔導員基地舉辦座談會，邀請了近10位在學生一線工作的高校輔導員。會后又走進他們的生活，近距離了解他們的工作與困惑，希望在呈現高校師生關系的日常的同時，尋找創建良好師生關系的新思路。

輔導員是“秒回”的存在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其實對于輔導員來說，就是：老師說的話學生能聽、愿意聽。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比如學生們回家我給他們發微信確認是否平安”。胡小溪說，他們的回復可能是這樣的：“我到家了，謝謝老師!”然后后面跟一個“擁抱”或者“笑臉”表情，有的同學可能還會再調侃一句：“要不要給您發個定位啊。”

“學生們的回答看似很禮貌，但其實背后還有一層隱含的意思：‘我有我的自由，老師您是不是管得太多了。’”胡小溪說，可能跟自己的學生所學專業有關，無論老師說什么他們都會對來源、依據等特別感興趣，在腦子里畫上幾個問號，“他們不是真正質疑或者是對老師不尊重，但是這已經成為這個年齡段學生的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并不僅僅存在于胡小溪那些學習歷史專業的學生中，來自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的輔導員劉偉老師也有類似的感受，跟以前的學生相比，現在95后甚至更小的00后學生，他們“有一個去權威化的過程”，以前老師在學生面前有一種天然的權威性，但是現在的孩子不是這樣的——

他們更加強調自我，更加關注自我的感受。

尤其是隨著移動互聯的發展，這一代的大學生更容易把自己封鎖在自己的世界中。

“僅僅比較90后和95后兩屆學生，就能看出他們明顯的區別。”劉偉老師說，“90后孩子也接觸網絡，我們要做的是在他們面前建立新的一個現實世界。但對于95后學生來說，我是要先把他們從互聯網世界拉出來，才能給他們建立一個新的現實世界。”

“我的手機總是24小時開機，在手機上處理事情到深夜也是常有的事兒。”北京工業大學信息學部的趙正艷老師告訴記者。

胡小溪老師說如果將來她不做輔導員了，那么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每天晚上關掉手機”。

但是只要還當輔導員，輔導員的手機幾乎都會實時為學生開機。胡小溪清楚地記得那年她生孩子，即將臨產時得知湖南在發洪水，她的學生被困在火車上，“我急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不停地發微信問：‘要不要給你匯點錢’，上產床之前的最后一條信息也是發給學生的，問學生是否平安”。

確實，為了真正走進學生的內心，輔導員要付出幾乎所有的時間。

“學生都喜歡‘秒回’的老師。”劉偉說，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學生需要的是：你既要無時不在，還要能跟他們保持一定距離。所以，劉偉經常精神處于高度集中狀態，有學生的信息過來馬上回復。“你問或者不問，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劉偉經常這樣開玩笑地調侃自己。

學生有很多“小確喪”輔導員要成為學生的“度娘”

僅僅把時間給了學生也并不夠，“除了用時還要用心。”一位輔導員說。

胡小溪介紹，中國有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現在的這代大學生物質上沒有太多顧慮，自然會有更多精神層面的思考：“我會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在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會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而且學生們會更多地考慮劣勢。”胡小溪說，他們會在自我審視的過程中把自己的不足放大，情緒上很容易產生波動。“他們喜歡用‘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樣風格的語句來調侃自己。”在胡小溪看來，這些語句的背后隱藏著些許憂傷和落寞，學生們經常有很多“小確喪”。

面對細膩敏感的新一代大學生，輔導員的溝通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我們不光要記住學生們的名字和容貌，關鍵還要熟悉他們的性格。在接觸他們一次兩次后就一定要完成。”胡小溪說，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們接受老師。

不少輔導員提到，可以多關注學生的朋友圈或者QQ空間，“但是他們在不熟悉你的時候，會屏蔽你，你什么都看不到。”劉偉說。

為了打破與學生心靈間的陌生感，劉偉老師的辦法是建立班級手冊。班級每周會組織一次“分享會”，分享“一首歌”“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句箴言”，在這個過程中，劉偉會用心地記住學生們所表述的有成就感的故事，合適的時機再反饋給他們。“這抓住了他們需要被關注的心態，同時也得到了學生們的信任。得到信任后再去開展工作，就會容易很多。”劉偉說，她曾經給14級學生建立了一份影像檔案，拍下了每位學生入校時第一張笑臉，又拍下了每一個學生即將離校時的表情。當最后一次班會上6位老師放出這份“檔案”時，“基本上所有同學都哭得眼淚嘩嘩的，他們沒想到我會把他們的照片保存得那么好”。

輔導員的工作事無巨細，極其瑣碎，而且很多工作是重復性的。比如，幾乎每個輔導員都被問到一個相似的問題：要不要把戶口轉到北京。學生們也都會到百度、知乎、貼吧上去查詢，“但是有些答案未必是我們這樣真正做具體工作的人回復的。”劉偉說，她于是把這個問題整理成了一份利弊對比的文件，“學生的問題你基本都已經準備好了，而且比網上的回答更準確”。

很多人說輔導員是像“度娘”一樣的存在。

不用總給學生找雞湯自己首先要活成一道雞湯

24小時×365天的工作強度，顯然輔導員們的工作壓力很大。

很多輔導員也會承擔學生的形勢與政策課程，“按理說我們是離學生最近的人，對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們是真正能做好‘最后一公里’的人。”

雖然現在提倡全員育人，但是輔導員老師經常會感到“孤掌難鳴”。“學生出現了情感問題、情緒問題等，個別導師認為這些問題是輔導員的工作，跟他們沒有關系。”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年輕輔導員殷實說。

“輔導員近乎無限的責任和擁有的權利其實是不匹配的。”劉偉說，似乎學校的學工處、團委等都會對輔導員的工作作出指派，還有學校的招生、就業、安全、保衛等部門，“千根線萬條絲最后都歸到我們這一根針”，他們的工作沒有邊界。

不過，座談會后，當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與這些輔導員密切接觸的時候卻發現，他們似乎樂在其中。“我們的收入并不高，但是精神愉悅非常滿足。”胡小溪說。

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勇老師曾在北京市6所高校的120名輔導員中間做過一次調查，結果發現，有54.55%的輔導員認為該工作對提升自己的主觀幸福感“較有影響”，16.36%的輔導員認為“很有影響”。也就是超過七成的輔導員覺得自己的工作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張勇認為這與輔導員工作本身的性質及輔導員群體的價值觀、人格特征、積極情緒等因素有關，其中，“這個群體的人格特質以外傾性、開放性為主，神經質傾向屬于少數。人格特質與主觀幸福感有很強的相關性。在調研中，我們發現高校輔導員群體的積極情緒充盈，具有更多的樂觀、積極的品質。”張勇說。

張勇的解釋似乎比較學術，胡小溪用故事告訴我們她的幸福感來自哪里。

不久前的一天，胡小溪曾經教過的一個學生突然給她發來了一段語音，“習慣性地緊張了一下，以為發生了什么事情，雖然他已經畢業了”。沒想到當天是這位學生求婚成功的日子，他專門聯系是因為“等了一天，還沒等到你的贊，你是我們愛的見證者，特別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學生畢業了，但美好的師生關系仍在延續。這是很多輔導員幸福感的源泉。

“對于職業，我是這樣排序的：成就感>存在感>榮譽感，雖然房子等物質基礎還是很重要的，但是這種成就感更讓我們滿足。”劉偉說。

“其實，誰都會產生無力感，但不能總糾結在這種無力上，我更聚焦于自己的內心建設，如果自己內心強大了，很多問題就‘都不是事兒’了。”趙正艷說，去年新生的開學典禮上，她口頭公布了自己的微信號，只說了3遍，“我以為真正記錄下來的不會太多，結果當晚六七百個學生加了我微信。那天回微信就工作到凌晨，但內心是喜悅的。”

“現在朋友圈里特別流行發‘雞湯’，其實很多雞湯是沒有用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活成自己，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劉偉說，有了這種能力根本不用再費力給學生找“雞湯”了。

“我們基層工作的人無問西東只問初心。”輔導員們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