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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學iPS(多能誘導干細胞)細胞研究所近日的論文造假事件再次引起人們對學術造假的討論。從已有案例看，無論日韓還是歐美，造假者均被嚴懲，為何仍不斷有人不惜拿自己的學術生涯去冒險?

被發(fā)現(xiàn)的只是冰山一角

“首先，論文造假被發(fā)現(xiàn)的概率極小，絕大部分論文不會被關注或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段偉文分析，“從理性算計的角度看，當造假的預期獲益大于風險時，科學家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從非理性角度看，成果發(fā)表的壓力也可能令其一時利令智昏。”

與假冒偽劣商品不同，造假的論文更具隱蔽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jiān)督委員會主任陳宜瑜此前曾表示，近幾年科研誠信不端案例中，常識性錯誤減少，偽造、篡改、抄襲等典型的不端行為在減少，明知故犯的案例在增加。

主觀的不端行為更加隱蔽和難以調(diào)查，同時，科學前沿的不確定性使造假和失誤的界限變得模糊，也讓造假者心存僥幸：即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誤來辯護。事實上，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前研究人員小保方晴子一直未承認造假。在其手記《那一天》中，她表示：“在STAP細胞的研究中，我完全被細胞的不可思議之處所深深吸引……在論文寫作中，并沒有想要欺騙性地制圖……”

職位、經(jīng)費、聲譽……想要的太多

正因難以被發(fā)現(xiàn)，專門記錄全球被撤回論文的博客“撤回監(jiān)控”的創(chuàng)始人奧蘭斯基認為，外界所知道的學術不端行為只是冰山一角。在這一情況下，“由于同行競爭和申請經(jīng)費的壓力，部分研究者開始投機取巧，編造數(shù)據(jù)或抄襲他人成果”。

多年從事科研誠信研究的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王陽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學界很少以個人主觀動機作為研究對象，“它的定量研究很復雜，定性描述的話，主要是職業(yè)、經(jīng)費壓力，或是極度追求榮譽感和成果”。

“人們并沒有意識到，科學研究也在逐漸演變成一種商業(yè)行為。”在多篇論文中編造數(shù)據(jù)的荷蘭心理學家德里克·斯塔佩爾曾坦誠表示，“資源有限，你需要拿到經(jīng)費，而競爭十分激烈，人們?yōu)榱说玫竭@些錢不擇手段。沒錯，科學是為了尋找真相;但同時，它也需要你去溝通和營銷。我們都是說辭相似的推銷員，跟個馬戲團差不多。”

長期研究學術不端現(xiàn)象的加拿大學者丹尼爾·范納利則分析，除了一時軟弱，如不想令雇主失望，或競爭壓力大等原因，還有少數(shù)人則因極度自戀、渴望快速成名而不計后果去造假。

華中科技大學(分數(shù)線,專業(yè)設置)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雷瑞鵬也從這一角度進行分析。“黃禹錫、小保方晴子、山水康平等人的研究領域都是干細胞，而干細胞生物學是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領域，誰能率先取得突破誰就能對人類產(chǎn)生巨大影響，對科學家來說，這種榮譽感和成就感的誘惑極大。”

知名科學家更愛惜羽毛

如果說大部分科研人員是迫于職位、經(jīng)費壓力造假，那么黃禹錫等已享有較高聲譽的科學家又為何走這條路?專家表示，原因也不外乎上述幾種。“不論在什么科學背景下，學術權威因造假而被查出的概率比普通科研人員低。”段偉文指出，“這更強調(diào)了科學家良知等內(nèi)在制約的重要性。”

“是否有名是其次，主要還是因為個人的英雄概念。”擔任過政協(xié)委員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高抒曾多次在全國兩會上談及學術造假，他分析，“比如已經(jīng)當上教授的人有一定成果，但可能離他本人認為的英雄還差很遠。”

在王陽看來，知名科學家造假的案例較少，“除了黃禹錫你還能說出誰?小保方晴子出事前并不是特別出名，只是名氣大的一旦出事就被廣泛報道，而更多普通案例則不會進入公眾視野。”

“大科學家更重視聲譽。比如最近有諾獎獲得者主動要求撤回論文，他們的團隊成員是第一作者，且第一作者可能認為數(shù)據(jù)沒問題不愿意撤回，但他們還是堅持這么做了。”王陽說。

“科學家探索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不盡純粹，因而必須建立嚴格的不端行為查處與追責機制，形成制度和文化上的壓力，迫使科研人員及時打消造假念頭。”段偉文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