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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兩起跟高校導師有涉的事件，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先是北航陳小武性騷擾事件，接著是西安交大“寒門學子”之死，“死，即是無回應之地”，涉事博士楊寶德的自殺跟博導周筠到底有無關系，目前仍不宜妄斷，但媒體曝出的很多細節特別是“辣眼睛”的聊天記錄，直指“導師-學生”關系的扭曲——周筠讓楊寶德干各種雜活，早晨到停車場接送、中午給她買飯、晚上去她家打掃衛生、陪她應酬擋酒……還得是24小時待命，接電話晚了都不行。

兩起事件，殊途同歸：陳小武的“長江學者”等光鮮頭銜，研究生院副院長、博導等顯赫職務，幾乎被一擼到底，他也成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的活體樣本;周筠也被取消研究生招生資格。

但對公眾而言，個案易解，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卻難消，所以譴責失德者固然要緊，但更重要的，是循跡扒出這些個案投射出的制度性癥結，并靶向施治。

導師對學生性騷擾，或將學生視作“家奴”的現象，并非首次被曝出。無論是被指名為“導師制”實為“老板制”，還是“華東理工研究生命喪導師持股工廠”等案例，都反映出了很多導師和學生關系的畸變：導師不像導師，學生不像學生，二者的角色交叉，也溢出了師生應有的權責關系范疇。

這類病象連著的，則是導師制的異化。揆諸現實，很多導師的職權處在“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偏有”的狀態，而權力的濫用，也影響到了師生關系的分寸拿捏。

一說到權力，許多人就會想起“公權力”，但導師對學生也擁有很多局域里的特定權力。導師有權力很正常，比如招生和培養上的自主權。可與此同時，很多導師又“創”出了很多本不該有的權力，比如不重視學術指導，而是動輒讓學生幫著干各種私活瑣事，甚至對其提出過分的“身體服從”要求。

他山之石，可資對照：在國外很多現代大學，都對導師的權責作了明晰規定，比如在防治校園性騷擾方面，明示教師不應與有直接權力關系的學生發生性和親密、浪漫關系;在能否讓學生干雜活問題上，則要求導師不能超越職權范圍布置學生做與學習、科研無關的事務，如果要布置不相關的任務，將不屬于導師職權范圍，學生是否愿意做，要聽學生意見，導師要按勞動法規定給學生合法報酬。

權責不明晰，對應的自然也就是界限感的模糊：在陳小武性騷擾事件中，有受害者就爆料，陳小武曾數次在公眾場合逼已婚的師姐離婚，稱“是你老公還是讀書更重要”、“想讀下去就離婚讓我看到點決心”;而周筠不僅對楊寶德隨調隨用，霸占了其私人時間，還曾干涉其戀愛，勸他跟女友分手。

事實上，就算沒有行為層面的直接侵害，這類罔顧基本邊界意識的干預，也超出了師生關系的“正確打開方式”，可能傷害學生、誘發變故。

都說“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對導師的權力也一樣。應看到，2014年廈大博導吳春明“誘奸門”發生后，教育部明確了高校師德“紅七條”，就以負面清單形式確定了導師權力的邊界。但就防止高校教師特別是導師權力越界而言，還有必要明確更多“操作指南”。

拿防治校園性騷擾來說，明確校園性侵性騷擾監測、預警和處理機制與主體等，也讓研究生學位資格從“一個人說了算”回到學術共同體共同做出決定，就不可或缺。

不光是性騷擾性侵，導師“壓榨”“奴役”學生的現象，也該觸發制度層面的響應，也該有訴諸細節設計的約束機制，對導師權限做出更明細的界定，并建立教師倫理委員會，對導師失德行為做出懲戒。

“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在《大學一解》里，梅貽琦對師生關系做了如是闡釋。而要重塑大學師生特別是“導師-學生”的“從游”關系道統，最為關鍵的，還是用“問題導向”下的制度設計，避免讓導師權力動輒成“脫韁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