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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四川省綿陽市的鄒女士沒有想到，一年多前自己一個低調的舉動，會成為母校四川大學給學生進行誠信宣講教育的案例。

鄒女士是川大1992屆畢業生。上大學期間，她向學校申請了總額540元的“貸學金”，畢業后因種種原因未能按期歸還。

20多年過去了，無論是學校老師還是當年的同學，已經沒有人記得這茬事兒了。當年的檔案資料，如今也找不到了。有人說，就算她不歸還這筆錢，也不會有人知道，更不會給她的生活造成任何負面影響。

2016年11月17日下午，鄒女士出現在四川大學學生資助中心(以下簡稱“資助中心”)辦公室，歸還了24年前的那筆欠款。用她的話說，還了那筆“良心債”。

時任川大資助中心主任盧希芬“特別感動”。她說，這位校友的行為值得倡導、鼓勵。圍繞國家助學貸款工作開展誠信宣講教育的時候，盧希芬總是把這位學長的故事講給今天的在校學生們聽，希望大家珍視人生的信用記錄。

但在鄒女士看來，自己的亡羊補牢之舉不值得一說。直到現在，她依然感到“愧疚”，“我不認為這是什么好事，是我當年做得不好”。因此，當校方向她轉達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采訪請求時，她并不情愿出面，多次溝通后，她仍要求匿名。

辦理還款手續的依據，是鄒女士自己的主張，以及她手中的一張延期還貸申請表，那是唯一能夠記錄借款事實的憑據。

那張已經泛黃的單子上，記錄著鄒女士大學畢業時的家庭境況：我家住窮鄉僻壤……除了幾畝瘦土別無掙錢門路。父母年事已高……早已喪失勞動能力，屋漏偏逢連夜雨，由于洪水肆虐，老屋坍塌，被迫貸款修建，至今債臺高壘。

單據顯示，1992年鄒女士畢業前應還款總額是540元，延貸期限至1993年7月1日。屆時，加上5%的年滯納金，鄒女士應歸還金額是567元。

貸學金是一種資助手段，是高等學校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發放的無息“貸款”，其來源于學校的工作經費。盡管不屬于金融產品，但有借有還的傳統借貸規則同樣考量著受助者的誠信水平。

由于沒有任何檔案或財務記錄，盧希芬猜測，鄒女士未能按期歸還的欠款，學校可能已經作為呆壞賬銷賬了。

交談中，鄒女士解釋了未能按期歸還的原因。她說，畢業一年后，當時自己的經濟狀況并沒有明顯改善，壓力依然很大。再加上每周只有周日一天休息，請假又不方便，她擔心周日到了學校又沒有老師辦理還款手續。此外，當時成都到綿陽還沒通高速公路，交通很不方便。

盡管提到了上述各種客觀原因，但她認為，逾期未還的結局終究還是自己造成的，“我自己的責任”。

她告訴記者，20多年間，她多次想回母校還錢，但都在猶豫中擱置了。大約在1998年，她想回學校還錢，但川大剛剛經歷了合校，她不知道找哪個部門辦理手續。

她曾經想找當年的輔導員，但有人提醒她：你這是給人找麻煩。意思是這么多年過去了，輔導員幫忙辦理還款手續也得費盡周折。多位朋友勸她：算了，別還了。“你不還，壓根就沒人知道這事。”

怎么還?找誰還?怎么解釋遲遲未還的原因?她至今難以描述過去20多年間經歷的糾結心境。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筆未能歸還的“貸學金”，成了鄒女士的一塊“心病”。

盡管在猶豫，但她從未給自己“銷賬”。那份延期還貸的單據，一直被她保管在一個文件包里。文件包是她大學期間拿獎學金時的獎品。

有一年，一位朋友粗算了一下，她可能要為此付出幾千元利息或滯納金，得知這個結果，鄒女士也沒有打退堂鼓。她說，錢還是要還的，一來自己有這個經濟實力了，二來付出利息或滯納金也是情理之中。“同樣的錢，今天的購買力也不一樣。”

又過了幾年，她從川大的招生信息里看到了學校資助中心的電話。通過電話幾經周折，她終于打聽到了還款的地點、流程等等信息。

出發之前，她取了2萬元現金，又帶了1張銀行卡，做好了挨罰的準備。那天，盧希芬注意到了這位校友的神情，“自始至終她都顯得非常愧疚”。

從事助學工作12年，盧希芬還是頭一回遇到學校檔案沒有記錄、學生自己拿著欠款憑據來學校還款的。一般情況下，都是學生自己去翻檔案，根據檔案記錄還款。

校方并沒有收取鄒女士的利息或滯納金，連延期一年應交的27元滯納金也免了。經辦的老師對她說，“都是自己的學生，不用了”。

這是盧希芬的決定。她說，在實際操作中，即便學生延期還款了，學校一般也不會收取滯納金。“更何況，這位校友的行為值得倡導、鼓勵。”

這讓鄒女士有了新的“虧欠感”。“畢竟不等價，現在的500多元哪能跟那時候的500多元比啊?”

當時在場的老師們都被感動了，有老師說自己“備受教育”，有人拿出手機悄悄記錄下還款的場景。盧希芬則拍下了那張延期還貸申請書——唯一一份能證明借款事實的單據。